谁是活体捐肾的主角?答案是“母亲”。日前,记者在由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办的“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第六届学术研讨会”上获悉:母亲占亲属间活体捐肾供者的50%,为国内外亲属捐肾的“中流砥柱”。
1972年,中山一院首开先河,施行了我国第一例亲属捐献肾移植手术。至今,该科已经做了数百例肾移植手术。在肾源严重不足的前提下,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成为主流。
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,该院肾移植科陈立中教授感慨地说:“从我们做过的移植手术来看,60%为亲属间活体捐肾,其中,母亲捐给子女的占一半以上,父母作为供体的占70%~75%。”据记者了解,据某医院移植科60例亲属间活体移植中,父母供肾占绝大多数,子女“反供”只有3%。
母亲捐肾最常见
中山一院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感人的一幕。程阿姨(化名)来自珠三角农村,她和丈夫含辛茹苦拉扯大三个儿子,本以为可以安度晚年。谁知,今年读初二的儿子被查出患有严重尿毒症,面临两个选择:透析或移植。如果选择移植,排队很可能要耗上好几年。医生建议亲属间肾移植,术后排斥更小。
家里另外三个男人都表示愿意捐肾,但程阿姨坚决地阻止了所有人。“我捐,只能是我捐,你们谁也不能捐。”她细数家里情况:大儿子已成婚,得养妻儿;小儿子在外打工,靠体力挣钱;丈夫精力不错,还能下地干活,是家里主要劳力。权衡利弊,自己是最佳人选。最后,经过供受双方详细身体检查,程阿姨完成了心愿。
陈立中教授告诉记者,母亲捐肾给子女是移植科最常见的现象。在国内外,母亲都是亲属间活体捐肾绝对的“中流砥柱”,在这背后,是浓重的社会因素影响。“母爱是最伟大的,母亲为了子女往往连生命都可以不要,更别说器官。”陈立中教授说,另外还有很多现实考虑:男性通常是家庭经济支柱,身体健康需要得到更多保证;子女正面临上有老、下有小的压力期,不能让他们承担风险……
排斥率高达三成
然而,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教授却提出了新的观点。他分析2004年~2008年42例母亲子女之间肾移植案例后发现,母亲给子女捐肾排斥总发生率为33%,明显高于总人群发生率(一般为5%~10%)。
“具体原因不清楚,可能与免疫耐受不相符有关。”他介绍,母亲捐给儿子术后效果更差,“性别”是排斥发生的危险因素,男性较易发生术后排斥。“子女捐给父母效果很不错,父母给子女则差一些,男性作为供体术后效果反映非常好。”但他也表示,由于样本很小,且随访时间较短,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。
“肾源短缺,等待移植的人数剧增,所以现在提倡家庭自救,母亲作为供体数目最多,确实是主要供体来源。”朱同玉教授承认,虽然发现母亲供肾不一定理想,但现实中却不可或缺。
等肾源要两年 5%患者等到死
“我们医院今年估计能完成200例肾移植,但现在起码每年有600个病人需要做手术,如果要等肾源,平均排队要两年。”陈立中表示。
据记者了解,目前我国尿毒症患者约有100万人,并以每年新增12万人的速度递增,这么多患者中每年约有50万人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,而每年全国可供移植的肾源仅有4000~5000个。每年约有5%的尿毒症患者在等待移植的过程中死去。
“所以,亲属间肾移植作为解决供体缺乏的有效办法之一,在肾移植手术中比例不断上升。但确实它又对另外一个健康人存在威胁,所以是无奈之举。”陈立中教授告诉记者,“目前已完成的150例手术中,暂时没发现供体出现出血、后遗症、死亡等问题,但不能保证将来绝对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发生。”
他表示,捐肾以后,人体肾脏储备减少一半,因此会有一定健康风险,但对普通人来说,一个肾足以提供正常日常所需。
今年初,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的全国20多名专家学者拟定、达成《活体供肾移植共识》,目的在于“进一步规范程序,最大限度保证活体供者利益”。其中指出很多内容必须让供者获得知情同意:“供者接受肾脏摘取手术可能造成医疗风险、甚至死亡,可能造成供者就业、保险以及家庭、社会适应性影响。”、“活体肾移植并非唯一选择,还可以等待接受尸体供肾或其他替代治疗。”除此,捐赠者有权在供肾前任何时间中止捐赠意愿。
“我们会对每一对捐献者和接受者进行非常严格、详细的体检,项目有肝肾功能、血常规、尿常规检查等一系列检查,就是为了保证利益最大、风险最小。”陈立中说。